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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永续的民营美术馆可能吗?——以广东时代美术馆为例

讲座资讯 / 2019-04-04

中国民营美术馆最关心的问题:独立永续的民营美术馆是否有可能,以及可能的机会在哪里。本文以广东时代美术馆赵趄馆长在2018年度第五期广汇大讲堂上分享的《独立永续的民营美术馆可能吗?——以广东时代美术馆为例》的讲座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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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时代美术馆赵趄馆长在广汇大讲堂现场


时代美术馆是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历程的经历者,今天一方面介绍一下民营美术馆发展的大背景,另一方面也会讲具体案例,具体案例主要是时代碰到什么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主要是讲为什么做,因为方法比事情更重要。


中国民营美术馆最早的开端在成都,第一家中国民营美术馆是成都的上河美术馆,但是做了几年就没了,老板太爱艺术,太爱艺术也有问题,生意照顾不过来,钱没了(开个玩笑)。老板自己后来还做了艺术家,在798开摄影展。


北京的今日美术馆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非营利美术馆,广东时代美术馆算是华南地区最早的,比OCAT都早。成都有一家A4美术馆也比较早,但它最早是艺术中心,后来才转为美术馆。成都还有一个知美术馆,去年才正式开馆。


民营美术馆为什么大都在做当代艺术?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和现代的资源几乎都在国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后期也有些私人藏家开设的美术馆,他们有些在市场上购买大量现代作品,但整体上从体量和学术价值来说,最核心的东西还是在国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另一方面是当代艺术的系统相对传统更为完整和灵活,随着消费主义和市场的发展,从画廊到博览会、拍卖行,到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学校、批评家、策展人等,这一套系统是相对健康和可见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当代艺术代表了当代的精神追求,更适合当下投资人的价值和符号呈现。


为什么选择做美术馆?最早是差异化,差异化是企业竞争和发展的策略。其次是稀缺性,民营美术馆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然后是企业的附加价值,比较明显的像民生、泰康这些都是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品牌附加价值的,时代也是。最终真正实现健康的方式就会把美术馆作为公益事业,它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或者个体社会价值的体现,这是美术馆合适的属性。


最早做美术馆的是地产商和金融企业,后期才出现收藏家,收藏家背后也是企业,只不过他们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因为美术馆要烧钱,真的想去做一家正规、活跃的美术馆,有个我们统计的数据可以参考:美术馆每年的运行费用=空间建筑面积×5000元/平方米。一家美术馆如果有8000平方米,每年就需要大概4000万来运转。


2017年在中国,艺术类产值占文化产值总量的0.9%,大头在游戏和影视,其中当代艺术所占比重就更小了,所以对有些资本来说,就会觉得是不是可以操控、可以炒作。举例说,佳士得,全球最大的拍卖行,一年营收280多亿元,中国保利一年64亿元,64亿元在上海可能一栋楼都买不到。所以会产生不好的一面,有些美术馆会碰到一个问题,即资本想通过做美术馆来赚钱。


简单地看其实就两种:你是真正地“做艺术”还是“利用艺术”。有些投资人是把艺术作为一个基点,来为商业增加产出或者做成产业链,真正的独立艺术不多。以上海这几年为代表,因为资本强大、基础好,整个社会正在创造一种以企业为主导的新艺术经济模式,企业强势进入艺术领域,想获得艺术的定义权,连同各界一起,创造一种“艺术+地产+金融+互联网”的四合一混合模式,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而且越来越多的资本想进入艺术是想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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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项目“人民公园”,对观众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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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项目“人民公园”,19楼露台的免费落日音乐会


回到做艺术和做美术馆的区别,美术馆有什么不一样?美术馆两大核心因素——“公共性”和“公益性”。这是博物馆慢慢发展的一个历程,博物馆的起源是沙龙,小圈子的分享,后来变成公共的,卢浮宫算是第一个公开面向民众开放的博物馆。博物馆之后,因为现代艺术乃至当代艺术的发展,有了新类型的美术馆,艺术跟社会、经济、科技等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当代美术馆越来越走向参与、互动、社区、改良和解放等,以人为出发点。甚至在20世纪之后,出现了没有收藏的美术馆。没有收藏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每年博物馆都是靠收藏整理输出的,这个类型最早产生于德国,KW当代艺术中心就是代表。它趋向于收藏项目方案、文献资料等,更强调社会改良和公共教育的意义。越来越多这样的机构出现,越来越趋向于知识生产的平台和艺术发展的基地,不断把艺术往前探索,也是先锋的实验基地。


美术馆的公益性,一定要讲到它的一个行业属性,这个在中国会越来越清楚,之前还是蛮混乱的。很多人真正做美术馆的时候,先挂牌子,但按照规范来说,需要先注册。这方面中国整个政策是向好的,今日美术馆2003年注册,广东时代美术馆2010年注册的时候,沿用的是1998年的《民办非企的管理规定》。我们要到民政部门去注册,当时还需要有主管单位。2013年开始取消主管单位,只要注册民办非企就行。2016年9月1日,《新慈善法》颁布实施,可注册的三种公益机构——基金会、民办非企和社会团体统一为慈善组织,三种机构都可以去申请为慈善组织。慈善组织一旦认定,通过两年的年审,还可以从私募变成公募。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之前所有民间资本注册的非营利机构,全部都是私募,《新慈善法》是开了一个口。到2017年,《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的出台,这跟我们讲的模式就有关系。还有2019年1月1日实施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越来越多的政策出台能够促进这个行业发展,当然它还做不到直接抵税,中国现在叫税前抵扣,民办非企还不行,中国还有一个“遗产税”没有出台,所以这些都还没有真正实现。


所以美术馆是需要标准的,这一点上海做得特别好,因为从政府到观众、机构、企业都非常支持,所以上海市政府比中国的民政部甚至文化部都要先颁布了2018年6月1日出台的《上海市美术馆管理办法》,美术馆不能乱挂牌,慢慢开始逐步规范,里面写的第一条就指向了“公共性”和“公益性”这两方面。


之前提到当代艺术的系统,我把它叫作“二元价值系统”。二元包含市场和学术,两个方面对它都有用。市场方面,画廊是一级经销商,拍卖行是二级,还有博览会、艺术金融、艺术产业等;学术方面就是学校、美术馆、策展人、批评家、出版。从系统中我们就能看到美术馆的位置在哪里,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现代主义之后,艺术的商品属性增加,经济学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消费品研究。经济学家其实很早就开始研究艺术品和经济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跟股市一样,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两难之境》。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是:艺术和经济发展还真没有关系!


这个系统中收藏家很重要,一方面他们是市场的接收者,让艺术成为商品的价值能够体现,而且确实是养活了一堆人。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学术,为什么民营美术馆会出来?美术馆实现的是公共价值,公共价值按照理念的说法,是通过公共资源来分配。这个角色其实是政府,但其分配无法全面,民间的资本就会出现,去实现公共价值的补充,慈善事业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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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时代美术馆外观


时代美术馆也经历了整个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的路程,准确的开馆时间是2003年9月29日,当时不叫广东时代美术馆,叫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是跟广东美术馆合作的。它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了卖楼,有个楼盘叫“时代玫瑰园”,要营销要有亮点,就搞美术馆。房地产营销很喜欢讲“卖的不是房子,是生活方式”,显得更高尚更有品位。2005年的时候,楼盘卖完了怎么办?美术馆不能不干,时代的老板认同它的价值,于是它进入第二阶段,成为品牌的载体。所以那时候时代地产把品牌也定位叫“生活艺术家”,获得了市场的肯定,一直延续到今天。第三阶段,以前美术馆是在售楼部,属于临时的空间,2005年,不卖楼了,就需要找一个建筑师来做一个新的永久的美术馆建筑空间。王璜生是当时的广东美术馆馆长,侯瀚如是2005年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策展人之一,他们觉得可以把设计新的美术馆作为当时广州三年展里面“三角洲实验室”其中的一个项目,可以邀请库哈斯来做一个作品的方式做美术馆的设计。因为库哈斯对珠三角特别有兴趣,他的研究小组做过珠三角研究,还出版了一本书叫《大跃进》。然后到2010年,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进入第四个阶段。2010年库哈斯设计的美术馆落成,我们跟广东美术馆分家独立了,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第一件事情就是注册民办非企,然后才开馆,同时企业也在发展,2013年时代地产在香港上市。2017年又是一个分水岭。2017年美术馆的品牌属性作用不大了,因为房地产到最后还是要靠规模,美术馆要想办法搞收入,事情不简单。通过两年的探索研究之后,我们确定了一个新的运营模式,称为社会化、公共化的模式,从2017年开始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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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美术馆概念设计图,雷姆·库哈斯


库哈斯的设计确实很不一样,时代本来想在小区中间空着的地方建一个美术馆,但他不这么想,他给了一个方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而且这个设计落实并奠定了时代美术馆的定位基础。他给的方案是把美术馆的空间全部打散,直接插进时代玫瑰园的两栋18层的住宅里面,从负一楼到一楼、二楼、十四楼、顶楼,感觉就是艺术进入生活,直接深入到生活中。


因为从设计就已经开始让这个美术馆很不一样,给后面的定位留下了伏笔。大家当时讨论的当代美术馆的路径,库哈斯又往前走了一大步,把时代美术馆做成了生产基地和介入生活的方式,时代美术馆的核心价值已经不仅仅是研究呈现作为“物品”的作品,更体现一种艺术文化的研究、实验、生产、体验、传播和教育的方式。看建筑设计的细节,比如负一楼做的是一个艺术生产的空间、顶层有流动的艺术家工作室等等,所有这些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实现,有很多条件受到了限制,我们只能尽量去靠近。


2010年注册完成,就要思考时代美术馆的定位是什么。一方面侯瀚如老师做了一个很超前的定位结构设计,另一方面我们也引入了做地产项目品牌定位的一些方法,不用去到SWOT,就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两个层面,把整个中国的民营美术馆都放到双象限里,找出在这个象限图中,哪个位置是空白,时代美术馆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如果是现在还可以再大胆,放在全球艺术机构里面去定位都有可能性,毕竟当下全球化语境越来越融合。这里面也包含了“差异化”,差异化就是既然大家都在做美术馆,那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要找出可聚焦的点,这个空间是蛮大的。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是“录像局”,也不用做大,单一一点先做起来,别人就没有办法超越。还有最好往高处定位,一旦执行肯定要打折扣,稍微定低了就麻烦。我们在地产营销时总结了一个“三一主义”,就是唯一、专一、统一,找到唯一性的定位之后,就专心地去做,专一去做。有时候不是说做什么难,其实“不做什么”会更有价值,说的是“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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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策展系列之六——文献之名:历史再想象作为当代艺术实践”研讨会,广东时代美术馆,2017年11月17日-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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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策展系列之七——南方以南:地理修辞与脱羁之像”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18年12月19日-12月21日


还有一个点是持久战,在艺术这一块不像创业,创业可以有个盈利模式,一下就有天使投资,艺术真的不行。为什么讲持久战?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也并不太清晰。我们一开始通过项目培养自有策展人,5年之后才真正梳理出清楚的线索。三个学术线索:第一个研究性、实验性、对话性展览为核心,职业中期的中外艺术家个展,在中国其他美术馆没有做过个展的艺术家。艺术家在职业中期可能会面临一些瓶颈,因为资本、市场的力量很庞大,想创作想试验,但是市场说不行,画廊有营业额和利润的压力,相对难做实验性、突破性的东西,这时候美术馆就应该体现它的作用。群展则更多是探索艺术理论的发展,或者艺术理论比较聚焦探讨的问题,比如聚焦社会类型、角色、身份、科技、加速主义、人类世等等。


关于是否设置馆内策展人,策展行业里讨论得比较多,从我们自身经验来说,这个对机构来说非常有帮助。整个中国现在的年轻策展人和批评家和写作者还没有成熟起来,少有真正有分量的东西,中国当代艺术的梳理本身就弱,放在国际博览会上就显现出来。


馆内策展人培养,但不限于他们全做,还是需要面向独立策展人,所以每年我们会做泛策展研讨会。一是我们希望聚拢更多的年轻策展人,第二个,我们希望每年可以一起讨论单一的主题。当代艺术的发展,每年会有新话题出现,比如与社会学、科学、网络的关系等,到后来有南方理论,我们必须保持理论的领先性,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具体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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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展览现场,时代艺术中心(柏林),2018年11月30日-2019年4月13日


学术定位的第二点接近南方理论,这跟地域性有关。做地域性不是说就做本地艺术家,而是从地域性延展出思想上的出发点,这一点我们叫“基于南方理论取向,从珠三角出发,一路向南”。要触发优秀团队,探讨全球化问题,这部分焦点在于去年的卡塞尔文献展。卡塞尔文献展为什么在希腊设分展场?相对于德国来说,希腊属于南方国家,北方西方是经济发达学术的权威,那么南方、东南亚、中南美洲、非洲等,包括理论都是弱势,这几年慢慢地在越来越多的平权运动中体现出来。这个方面是从独有的珠三角出发,这个线索就有差异化,我们会一直做研究和呈现,重新梳理当代艺术在南方的发起和行动。这一块从真正梳理之后才发现,尤其中国当下,美院里面教艺术史,当代艺术发声的这个过程中,很多还只是关注到北京上海做了什么、有什么团体,相对忽视了南方和西南,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当地没有好好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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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南”研究项目中,受邀艺术家玛丽•维吉尼走访广州小北,2017年12月


除了展览还有“一路向南”研究项目。那它为什么会变成不一样的形态?时代美术馆面积不大,建筑面积总共2300平方米,展厅才1200平方米,一年内我们也就做4个展览,怎么办?解决问题,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不一定都是展览的形式,可以用很多渠道或者方式呈现。所以“一路向南”是在全球招募研究项目,研究项目和艺术出了成果之后,可以通过背景来呈现。比如我们今年刚刚做的这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在这里研究之后做出来,会参加明年的新加坡双年展,在作品展签就会写:时代美术馆“一路向南”的研究项目。用这种方式去获得能量的外延,空间永远都只有这么大,但是影响力可以做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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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头第六期 | 艺术驻地项目#3——我们唱着,时间的歌,2018年6月到9月,驻地艺术家: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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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头第七期 | 艺术驻地项目#4——回家路上遇见秃头气球,2018年12月到2019年3月,驻地艺术家:凹和凹乐队


“榕树头”这个空间在一楼,一方面是有橱窗的效果,一方面是距离观众更近,大家可以走过路过就来看。现在还有很多中国的观众对美术馆是有距离的,不敢进去,觉得里面是不是很“高大上”,或者看不懂。所以我们把这个空间做成开放式的驻地项目,一年做两个驻地。不仅在美术馆,还要走进美术馆周边黄边村里,到村里面去体验,去打交道,进行创作和呈现。


由于之前两类的定位,观众会觉得太学术,考虑到美术馆公共性的属性,就有了第三条线索:传播泛社区的机构和艺术概念,共同建构公共艺术机构的社会使命。其实就是我们要贡献多元价值,这个在当下中国更为可贵。我们需要给这个社会提供更多去看待社会的方式和思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观点。这个线索一样可以做展览,也可以做很多公共项目。这个线索的展览是由公共项目部来做,两到三年有一次,比如荒木经惟、蔡明亮等等。


公共项目当中真正的结构包含了三个方面:一个是展览内外,展览需要诠释跟观众交流,需要通过一些转换,让观众能够了解和认知当代艺术,例如学习工具的开发。第二个是独立策划项目,包括“有间影院”的放映、当代剧场、实验性的表演以及其他的跨媒介合作项目。它衍生出了几个子项目:人民公园、城市实验室、社区艺术节、城市与社区研究等。第三个是观众拓展与研究,这个必须回归到美术馆的公共性。现在中国有一些叫美术馆其实是私人藏家空间,它更像客厅,缺乏公共性,从属性上来说,是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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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绘未来——第四届时代美术馆社区艺术节,广东时代美术馆一楼人民公园&黄边社区公共空间,

2018年12月30日到2019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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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时代美术馆有轨艺术第四期,广州有轨电车,2017年12月24日到2018年3月31日


我们2年做一次社区艺术节——艺术家进入社区,还有跟观光有轨列车合作,艺术家在城市观光车的四节车厢里进行了创作。“人民公园”是把当代美术馆再往前发展,空间赋权和让渡,1楼的多功能厅和19楼的露台整个让渡出来给其他自我组织和机构,也不仅限于艺术机构,也让民众参与到其中去体验。比如说在门口有爵士乐与社区的音乐团体一起演出,社区居民可以在多功能厅跳广场舞,平常是阅读空间,可以带小孩来看书,吹空调都好。也可以在露台上做瑜伽,还准备在19楼露台开辟一些小土壤种点菜等等。


总体看时代美术馆1年做的事情:主展厅的展览4个,玻璃房项目1-2个,研讨会1次,一路向南1个,榕树头2个,每年至少出版2本书。出版是知识生产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很多研究型的展览都要做出版,公共项目方面我们每年不少于60场。


2013年,时代美术馆发起成立“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好像老不做本地艺术家的展览,本地艺术圈有些说法。但所谓的本地在哪里?我们当时讨论的是本地的生态,你如何去看待它?是否要做它?怎么做?但如果不符合定位和线索的话,有时候是互相伤害。我们宁愿转换一个角度,用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就邀请了徐坦老师和黄小鹏老师一起创办了“黄边站”。“黄边站”是一个类教育机构,面向毕业后3年至5年还想做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他们在广州缺少一个组织和团体,正好徐坦和黄小鹏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想法,他们通过一种老师和学生一起聊话题这种方式慢慢成长起来,每年招8个学员左右。现在这群学员开始成长了,去年他们还孵化了一个子项目出来——“上阳台”。这个自我组织对于机构创新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上阳台”简单来说,就是十几个艺术家、建筑师,或者对艺术有兴趣的人,想实践想探索想做东西,但钱不够也不一定需要去大的空间、大的机构做,所以他们集体租了一个社区里面的商铺,每个人给的钱很少,可能每个月只需要几百,但他们可以轮流使用那个空间,做自己的项目,也可以一起组合联动来做。他们采用一个在他们看来更民主的方式以及更创造性的形态去组建了“上阳台”这样一个更灵活更活跃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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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艺术中心(柏林)入口


2018年年底,我们在柏林开了“时代艺术中心(柏林)”。为什么跑到柏林去?当下整个当代艺术的语境已经很不一样,艺术家及艺术创作跟早期的“八五”、“八九”已经是隔代了。越来越平行宇宙的环境下,我们保持的学术独立性如何更进一步地发展和领先呢?抱着这个问题,去年去看卡塞尔文献展的时候,我们顺便在柏林做了些调研。我们认为柏林是目前世界上当代艺术最活跃、最先锋、最实验的一个地方,明显的例子是威尼斯双年展德国馆的金狮奖。德国馆为什么拿金狮奖,因为它的发展已经不一样了,整个是一场表演,而且柏林有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在认真地讨论,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所缺失的。我们一直强调的独立的研究性和生产性在柏林表现得更为突出。还有,其实柏林的成本也不高,比北京、上海都低。那既然开分馆,干脆开到柏林,也就是这样做出来了。


“时代艺术中心(柏林)”定位有三方面,一方面我们会把时代美术馆的研究生产带过去,另外一方面会服务在欧洲的中国年轻艺术家,第三方面我们会直接参与到当地的艺术讨论和生产中,由当地的研究者、策展人做展览和活动。我们要进入到最先锋、最活跃的地方,直接参与生产,你来我往的交流已经不够了。


有时候做机构不能仅仅做自己,如果你要让自己鲜活起来,最好参与到生态中,能够把生态带动起来。土壤越丰富,越能支持到自身的发展,也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和机构。所以说做机构,不仅需要做好自己,还需要做生态。所以我们积极参与组建了“五行会”,就是5家非营利艺术机构:时代美术馆、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录像局、黄边站和观察社。为什么做这个?最初想法很简单,五行缺金要筹钱,陈侗老师发起的倡议,我们正准备做筹款晚宴,他说他也要做不如一起做,所以就一起做了五行会。出发点虽然好像跟最早为了卖楼一样的,但其实没关系,关键是怎么让它发展得更为有价值、有意义。五行会做了3年,除了每年的筹款晚宴,从明年开始将推出五行会自有的项目——艺术家国外驻地项目。这样除了5个机构做自己的事情,五行会也在做事情,而且每年的五行宴在支持五行会的基础上,希望也能支持其他定位、调性相同的非营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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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地球《太平洋水族馆》,“让我们谈谈天气:危机时代的艺术与生态”展览现场,2018年6月23日-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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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鲁宾电影小组《美人鱼,镜像的世界》,“让我们谈谈天气:危机时代的艺术与生态”展览现场,2018年6月23日-8月19日 


我们最近还发起成立了“南方收藏家联合会”。美术馆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不能发生交易,这方面行业认知还很薄弱,到现在还有人来看展览时会问,这件多少钱?其次是美术馆尽量不要出租空间去给别人做展览,除非你能控制它属于你的学术线索和系统。有句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突然租出空间做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之后,你的影响、口碑会一下改变,要花更大的时间和成本才能把认知和定位扭转回来。


为什么做“南方收藏家联合会”?是因为我们后面提到的新运营模式,需要找董事资助人,需要找收藏家,但我们发现广州没有多少当代艺术收藏家,虽然有很多岭南画派的、水墨的,但是当代艺术真没几个。还有前面提到的艺术二元价值系统,没有收藏家的话,整个生态缺失了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平台来进行召集,但这不能在美术馆发生,所以通过南方收藏家联合会,其实是希望它能够做成美术馆支柱的转换平台,藏家多了还可以支持画廊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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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涟——皮皮洛蒂• 瑞斯特个展”展览现场,2013年9月14日-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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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消非:马尾辫”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18年9月15日到11月11日


回到主题,中国民营美术馆面临的两座大山:独立性和永续性。独立性的问题在哪里?或者说有什么在影响独立性?一方面是公众。这里包括要不要做网红展的讨论。看美术馆的定位是什么,其实像太空拓展一样,总要有科研机构不断地向外拓展,拓展完之后,有些成果慢慢普及、民用、创造经济效益了,还不能停,要继续往前面突破。上完月球还要上火星,所以美术馆应该做的是引领而不是迎合。担任这个角色需要牺牲掉一些东西,机构管理人员特别关心KPI,因为现在很多美术馆会把观众作为一个可量化的考核目标,每次展览到底来了多少人,门票卖了多少?这个比重是需要讨论和评估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意识形态。中国有审查,国外一样会有很多政治正确的问题。例如古根海姆上次做中国当代艺术大展,有几件作品被撤了,因为跟虐待动物有关。这几件作品后来搬到了毕尔巴鄂分馆的时候又能展出。这类问题只有做机构的人才会真正面临,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如何去理解、正视和转换。资本的影响最大,不光是影响了独立性,其实是影响了独立性和永续性两个方面,这需要跟资本不断地沟通。资本的成功有它的道理和优势,重要的是达成共识。对美术馆来说,为资本贡献的是超越个人价值的社会价值,越独立价值越大!企业家都很厉害,他们很清楚独立性的价值所在,关键是能够找到跟他沟通的方式,或者找到他需要的点、需要的语境。当然这个没办法说清楚,每个真正的管理者面对的资本都不一样,没有所谓的教条,这个只能具体事情具体解决。


作为机构运营者,可以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些经验去解决问题。第一个是通过组织和制度设计,第二个是当一家独大的时候,对于企业与商业来说,必须做分散和制衡的布局和设置。最后一个是要经营自有的生产体系,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在市场中,当你的社会价值越大,资本就会对你越尊重。


时代美术馆的组织架构做了对应的调整,建成相应的学术委员会和董事会,有了制衡,董事会会分散对应的部门就不同职能服务于上面的系统,他们每一个又都是生产型部门。不光展览,公共项目部也生产,运营管理也生产。发展也讲究战略和策略,有很多空间都可以发展。我们在去年还创办了多媒体实验室,其实是顺应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是如何把我们生产的东西通过多媒体方式、更多元的渠道进行镜像分享和再生产。


学术委员会成员要求很简单,一定要跟你的线索相关。不是大牌就好,也不全是做理论的、策展的,需要有不同的身份。学术委员会是3年一换,但不是全换,只是换一两个,可以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学术委员会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完善美术馆的学术系统。项目评审有项目评审组,项目评审组由5个学术委员,加上各部门主管6个人,总共是11个人,一定是要单数构成。每年大家对所有项目讨论和选择,这样就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规避主观意愿,这个对很爱艺术的资本比较有用。


一个美术馆的背后除了组织,还需要有现代企业管理的体制来应付这些干扰。第一点很重要,就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作为机构运营者,重点在于平台、资源、财务,你如何去做规划和管理;第二点是通过组织设计,通过管人来管事情,你只要管住目标就可以,不需要参与到具体的细项,不要抢专业同事的事情做,那是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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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萱《这是平民窟》,“故入奇途:阚萱VS金小罗双个展”现场,2018年12月15日-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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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罗《三只脚走路》,“故入奇途:阚萱VS金小罗双个展”现场,2018年12月15日-2019年2月1日


接下来是关于可持续性的问题。可持续性跟创业一样,最终要盈利,这在创业中叫作盈利模式,在美术馆叫作运营模式。而在企业管理里面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我们做了2年的调研,最开始研究的是美术馆有什么收入来源,先列举出来,统计一下进行分布。公共资源可以拿多少?艺术资源拿多少?或者商品拿多少?但后来发现有问题。尤伦斯是目前中国民营美术馆里面做收入做得最好的,1年的费用,1/4通过筹款晚宴,1/4通过衍生品,1/4通过理事,1/4是尤伦斯自己,现在换了东家。关键是他们每年都会说今年又筹到了多少钱,明年又要筹多少钱……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儿吗?问题就是每年筹的钱都花掉了,第二年还要再去筹比前年更多的钱,因为要花更多的钱。所以我们反思了这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思考怎么赚钱,回到经济学里的问题:什么最赚钱?……最赚钱的是钱,就是金融。不是说把艺术做成金融,而是把金融做成工具,这样可以解决资本分散化和公共化问题。既然是公共价值的体现,就要把资本变成公共资源,这就是我们实施新运营模式的最核心部分。


我简单说一下区别。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非捐赠类收入都归在一起,叫经营类收入。比如卖衍生品等,很多人认为卖艺术衍生品能够赚钱来养美术馆,这个有点想多了,要有多少的人流量才能卖这么多衍生品?古根海姆最厉害了,也才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几。其次如果卖衍生品能够赚钱,干吗还要在美术馆卖呀,不如自己出去创业啦?这些所有经营收入,每年用掉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所有的捐赠类收入每年都不花,进入“时代美术馆发展专项基金”,它需要每年自己不断地滚动,直到有一天它的投资收益能满足时代美术馆的运营。但这里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基金累积的期间内需要得到资本的保证,即资本继续保证每年的花费直到目标达成。我们当时做过财务测算,按照8%的投资收益来反推专项基金需要多少钱。所以我们做董事会,而不是理事,因为理事还只是名义上的。按公司的说法其实就是你创业了,但你还需要发给兄弟们,即分给小股东,要把资本分散化。还要进行财务测算——他愿意拿多少钱出来,需要多少董事。我们现在算,需要19个董事,这19个董事的钱大概需要15年,基金就够了。但这笔钱是这19个人平均的,所以它就分散了,而且你是民办非企独立慈善组织的公共独立账户,这个钱谁也动不了,只有美术馆能动,董事会商量,即解决了永续性的问题。 


第二个条件就是老板要把平台开放出来,给19个额外新的人跟你一起共享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很多馆做不到。所以我们确定了从2017年开始把资本社会化、公共化,真正解决永续性的问题。这条路不容易,从2017年开始,我们馆谈到现在只谈了一个董事,现在第二个已经差不多了。这种方式偏美国模式,欧洲很多还是以国有为主,美国是把真正的藏家变成家族,它更先进一些,或者说这有些像私立学校的模式,我们要找的是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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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法斯特:看不见的手”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18年3月25日-5月27日


现在回过来总结,我们觉得应该是“以己之矛攻破自己的盾”,必须要用美术馆的核心——“公共性”和“公益性”去解决“独立性”和“持续性”。时代美术馆的定位与使命就是这样。我们希望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共建具有多元价值的层次与社会文化。对于艺术创新,相对艺术创作,机构创新的机会很大,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创造。包括我们的使命、形态、模式、制度、组织、定位、结构,机构运营可以更多地向企业家去学习怎么去创造。民营美术馆依靠的核心关键是什么?美术馆作为一个舞台、一种关系,共同的伙伴在哪里?去哪里找?怎么保持长久关系?创新的可能性在哪里?网络的发展有没有嫁接的可能?行业之外的联动与创新是否有机会?这些是机构运营者应该更多思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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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大讲堂 · 第五期 海报


注:本文原载于《画刊》杂志2019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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