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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文人画因素很多。潘天寿先生就讲：“中国的画家不要“三绝”，“诗、书、画”，这三样很绝，没用，至少要“四全”，“诗、书、画、印”，中国的书画不了解、不会用“诗、书、画、印”，那是无法理解的。”

明 董其昌《高逸图》 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一幅董其昌的立轴画《高逸图》（现存故宫博物院），这幅《高逸图》是给他好朋友所画，同年的作品有好几件，如上海博物馆的《山水十六开》、克里夫兰的《青弁图》等等。之前有个别学者说这幅作品是伪迹。但是，这就是一幅真迹。  

我们来看作品,中国的古书画都要装裱。一件东西首先打开是天头，下面是地头，这两部分我（图片）略去。但是在他的天头部分有个诗堂，上面有题跋，下面才是画的本幅，就是右边这一个。董其昌称赞倪瓒的风格，这幅画学习的主要还是倪瓒，然后上面题了诗。这个题诗里面有董其昌的款，我就用同一年董其昌的《山水十六开》里的16个落款跟这一个落款对照，你们能分辨出这幅画上的落款吗？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17个落款“玄宰”都是出于董其昌之手，但你能分辨出它们的区别吗？这是较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出于董其昌之手的17个落款形态都不一样，就像爸妈生了17个孩子，长相也是有区别的。但是你一看他们就知道是兄弟姐妹，回到画作上，你们暂时分辨不出落款很正常。我告诉大家，最左上角的是《高逸图》上的题款，剩下16个是《仿古山水册》的题款。

要证明一幅作品是真迹就需要和真迹进行比较。特别是在同一时期的作品，它们有一定的规律。

我们就来比较《高逸图》和《仿古山水册十六开》，左面的是《高逸图》，右面的是《仿古山水册十六开》。我们看这一年董其昌写自己的名字形态基本上一致。虽然他的倾斜度、起笔略有差别，但整体上是一致的。董其昌用笔的力量、转折时的速度，我们在辨别作品时都需要考虑。这一年董其昌绘画学习了倪瓒，画中的书法就是学习倪瓒的书法。倪瓒的书法是学习六朝写经的，有很多六朝波磔燕尾的隶书用笔，所以董其昌也学习了。你们看《高逸图》上这些字的捺脚特别有隶书燕尾波磔的感觉。这些字是《仿古山水册十六开》上的，这些是章草的写法。这些字也有章草的波磔燕尾。比如这个“教”字就比较明显。所以说比较就要根据个人风格，以及不同时期的风格进行一个综合考虑。我们今天讨论考古也是需要一个参照系统，需要一个标准件，通过标准件去鉴定未知的新东西。回到画作上，像《高逸图》、《山水十六开》、《青弁图》，这些都是很有名的标准件。

这些文人画的技法不同于职业画家的技法，职业画家的技法是可以从构图、上色等方面作大致的分析，而文人画在某些方面是比较随意的。最近要拍卖的、苏东坡最著名的《枯木竹石图》就是一件文人画作品，你就无法用过多的像西方绘画当中的那些技法分析去探讨该画。

我们回到董其昌的画作中来看这些字的捺笔，这一年的捺笔大多数喜欢连下去再回锋，而竖笔大多是很长的悬针，然后朝左边不论长短，有微微的倾斜。我们再比较一下钤印，“董其昌印”和“太史氏”的印章都有，“董其昌印”和故宫另外一件上面的印章是一样的，而“太史氏”是跟波士顿的一件立轴上的印章是一样的。我们总结出太史氏印章至少有三个。董其昌的印章是非常多的，因为篆刻家们给他刻过很多印。如果用印章来鉴定董其昌画的真伪就十分困难，因为印章的分析是非常复杂的，单是董其昌的印章就要进行整理、分类。我在这里提到的三种类型的“太史氏”印章，就有三个不同出处的。

这一幅上的“太史氏”印章就和其中的一个类型是吻合的。同一年董其昌还有一幅巨制《青弁图》。我们对比一下《高逸图》跟《青弁图》上面的树木的画法，它们都对倪瓒有所学习，但《青弁图》更多是学习董源、巨然，它走的是董巨、王蒙的路线。《高逸图》就笔墨简洁一点，《青弁图》就是笔墨复杂一点，这些画作中树木的造型，用的还是书法中的草篆笔法，你们看，对画作鉴定还需要书法上的修养，把这些画上的树木与董其昌《十六开册页》上的树木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些笔法上的共同性。

董其昌的树木很有意思，他一般不像自然主义写生一般去描绘自然界的树，它是要改造的。徐小虎老师跟我说过，董其昌的树都是“裸树”，树干是裸的，它的枝叶朝向两边。我们看到他画中的树干确实有这样的。他的这些树木枝干有鹿角枝，叶子有点叶，这些都是他笔下树木的特征。再看看他的坡石，倪瓒的“叠糕坡”的画法在册页里和这幅画里也是一模一样的。

《高逸图》是他画给他的朋友蒋道枢的，你鉴定时就要碰到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蒋道枢是谁？有的人物在历史中淹没，你不知道的，但是你会尽量地去考证。知道围绕这幅画涉及到的一些人物身份，然后才能找到其中的关系。如果画上题董其昌赠赵子昂，这就是关公就战秦琼了，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就要知道围绕这些画作的人物是谁。 突然有一个人拿了一幅赵孟頫的画，说是画给北宋的郭熙的，这就是明显的错误。

陈继儒题诗

《高逸图》画中诗的内容告诉我们该画是他画给他的好朋友陈继儒的。这首诗是《容台诗集》卷四里的，是题给陈眉公（陈继儒）的一组诗里面的第二首。但是这首诗就带来一个真假包公的问题，题这一首诗的作品现在多达六件以上。我们就需要鉴定。

首先这首诗的内容是什么你必须要确定。这首诗创作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年代要符合这个作品才行，如果你知道董其昌是哪一年写的诗，结果他画这幅画的时候，这首诗还没诞生，这就是明显的破绽。写这首诗的时间划限应该是从万历15年到万历27年，写这首诗在这12年之间是符合的。这首诗诞生了之后才会有这幅画。这诗首句当中的“烟岚屈曲径交加”中“烟岚”最早的时候它是写作“冈岚”。这个冈是指山脊，烟是指山间的雾气，虽然有意思上的区别，但是互换道理上还是可通的。山可以交加也可以屈曲。“径”有的作品上是作走之底的，它们的问题也不大，它们是异体字。

但是最后一句“经年不踏县门街”就得好好考量了。最后一个“街”字，我们今天的汉语读（jie），但实际上在古代读“街（gai）”，诗有格律，还有诗韵，这个韵是什么韵部呢？是“佳”韵。所以古代的“街”（jie）不读作“（街）”（jie），有的方言读（gai），所以他们是一个韵的，所以这个韵是入韵的。

但是有的伪作就把它写成了县门衙的“衙”，他觉得前面都是“加”之类的，“径交加”是这个韵，所以怎么会来个“街”（jie），他肯定写错了，董其昌弄错了。所以作伪者改成“衙”字。这也算是作伪者露出的马脚，如果你买去了只能是你眼光不好，水平不够，作伪者留有证据的，你自己没看出来。所以凡是题“县门衙”的一律是伪作。

这就是我们通过韵来作出的判断，所以“街”是“佳”韵。“衙”是“麻”韵，如果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文人，对诗词一知半解就有可能买到伪作，好几百万钱就打水漂了。回到题诗上，画上面有蒋守止的题诗，我考证这个蒋守止很可能就是蒋道枢，他这在个诗里面的口吻很自谦，肯定是他自己。

陈继儒的题诗赞美蒋道枢，蒋道枢还跟陈继儒有交往，你就需要知道陈继儒的特点，去了解他的著述，印章，去判定陈继儒诗句的真伪。

王志道诗跋

还有一位叫王志道的人物我们需要了解，这位人物是董其昌的好朋友，同时也是陈继儒的好朋友，关键是他做过丹阳令，而蒋道枢就是丹阳人，所以他做过那个地方的父母官。王志道的题诗里就提到。三国时期吕蒙曾经在那地方驻扎过，都是指丹阳。

诗里面就描绘了蒋道枢的生活，而且用的典故也是非常贴切的。既然有作诗就会有和诗，

所以大家对诗词也要有了解。和诗有三种和法，一种是依原韵，你要用原诗的韵脚去和，需要用原韵的原字；一种是稍微宽松些的和韵，和诗与被和诗同属一韵，但不必用其原字；最后一种就是我另外写一首诗来和。大文豪苏东坡就把陶渊明的诗整个和了一遍。

越往深处探究，就会发现很多新东西。史料《练湖志》，记载了陈继儒撰写的一件事情。

明朝大臣袁鲸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围湖造田”。他围湖造田的目的是为了“协济辽饷”。

当时辽东局势紧张，南方的鱼米之乡都要多交税款，用来支持前线。天启年间的时候，辽东局势更加紧张了，这时候想出的办法就是围湖造田，大量种植粮食用来充军粮。袁鲸做县令的时间与王志道做县令的时间有个前后顺序，史书记载出现了错误，但是我们通过书画中的相关材料可以纠正史料上的一些错误。

据此，我们大概知道陈继儒和蒋道枢游玩的时间界限，他们俩年轻时去游玩过练湖，那时练湖还有湖水，他们还一同观赏过荷花。后来陈继儒问过蒋道枢“练湖近来无恙否？”蒋道枢就告诉陈继儒练湖已经是干涸掉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至少是天启二年以后的事情，由此《丹阳志》里面记载王志道任县令在袁鲸之前，这个记载和陈继儒的记载是有矛盾的。我们再在史料文献中去寻找线索，就会发现天启六年的时候，当地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蝗灾。王志道治蝗有功，老百姓很感激他，为他立了一个王公祠，这个王公祠保存至今。我们最后推理出应该是袁鲸任县令在王志道之前。所以《丹阳志》中的记载是错误的。大家看，通过书画方面的材料可以改正史料记载中的某些错误。

还有就是名字可能会出现重名的情况，我们也需要证明此蒋道枢非彼蒋道枢。例如董其昌就有一诗多题的习惯，像《青弁图》上的题诗就在上海博物馆《秋山图》上也题了。同样李玄靖碑，不仅颜真卿写过，张从申也写过。我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要证明此蒋道枢非彼蒋道枢还可以通过他人同样的记载来讨论，以此来证明围绕蒋道枢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这就是一个证真的方法。

通过案例我们总结一下，了解一个艺术家的个人风格是对其进行判断的基本标准。画家在多处题同一首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造”的现象以及“改”的现象。大家看，我们在解决这个案例的时候，用的方法是比较综合的，史料文献、诗书画印这些我们都用上了。

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假画的例子，这幅画在画册《董其昌精品集》里出现过，该画在画册上没有董其昌的款和他的印，因为画册上只印了一部分。再一看原作，诗堂上还有这么多的题字、跋文。左边的裱边上还有题跋，这幅画是怎么被定性成董其昌的作品的呢？因为这幅画的左下角有一方“董氏家藏”的印章。我们再结合题跋来来看，一位叫王芑孙的清代大学问家说“家藏画稿一幅，旧无款署。”

说这幅画稿子没有款印，据说是传授给他儿子的，因此仅仅盖了一方“董氏家藏”印章。由于该画没有装裱好，就显得非常破败。后来收藏该画的人也分不清这画是否就是董其昌的就稀里糊涂地把它装裱了。这个“董氏家藏”的印章，我在我的文章中考证过，其实是董其昌的儿子的印章，我现在知道的至少有5到6种不同的“董氏家藏”印章，都是他儿子的印章。

清人王芑孙在另外一位朋友家藏的董其昌信札上，见过“董氏家藏”的印，就认为这幅画上的印和信札上的“董氏家藏”印是一样的，就把它当真迹收藏下来。实际上是王芑孙不仔细，在旁边诗堂上清代黄钺的题跋中，他说得明明白白，“这幅画是我画的”。后来的画商把题款截去了，并且加盖了这方印章，就变成董其昌的印了。这幅画的价值自然一下子就翻了许多倍。后来又有朋友拿了这卷画给黄钺来看，就弄得啼笑皆非。

这就讲到古代作伪的一个方法，把本款改掉。例如把明代院体画的作者款改掉，题成宋代画家的款。这幅画就更加值钱了，画作的作伪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作伪的一些方式，知道这些，对于书画鉴定有很大的帮助。

近现代的作伪高手，最著名的例如张大千，他的临摹可以乱真，如果去佛利尔的库房看画，佛利尔库房的人一般都会考查大家，拿一本八大山人的画，一本是张大千临摹八大山人的画，让大家进行辨别。张大千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有一件张大千仿石涛的画作被陈半丁收藏着，有一次，陈半丁约张大千他们一起来雅集，陈半丁把该画拿出来欣赏，结果张大千说这画是我画的。 方闻先生也说过，张大千一到博物馆中去，就会说：“这幅画是我画的，那幅画也是我画的。”这些画都是被后代的藏家认作了真迹的，近现代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在这里，印章对书画鉴藏一般起着正面的作用，如果印章是假印章，就会起误导的作用。

我通过这几个例子进行说明，谢谢大家。